她直起身,看见一个穿着干净白T恤的年轻人站在那儿,像一根杵在地上的电线杆。
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,和店里混杂着廉价洗发水和头油的味道格格不入。
她三十八岁了,在这条街上开了十年店,三教九流的人见过不少,烂醉的酒鬼、吹牛的赌徒、失恋哭诉的小姑娘,什么场面没见过。
她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,就是这小子是不是和同学打赌输了,拿自己来寻开心。
那个叫方子言的年轻人没有滚,反而把肩上一个看起来沉甸甸的帆布包取下来,放在了那张磨得发亮的理发椅上。
说完,他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转身快步跑出了理发店,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里。
差不多二十年前,她跟着跑长途运输的丈夫高振海,从几百公里外的乡下来到这里谋生。
高振海长得人高马大,说话嗓门也大,可性子不怎么牢靠,就好两样东西,喝酒跟吹牛。
程玉芬不一样,她话不多,但手巧,来城里之前,在老家一个老师傅那里学了全套的理发手艺。
夫妻俩把所有积蓄拿出来,又跟亲戚借了点,才在这条老居民区里盘下了这家店面,取名叫“红玫瑰理发店”。
店不大,就两张椅子,一张白瓷的洗头床,但程玉芬天生爱干净,把店里拾掇得总是一尘不染。
街坊邻居都觉得,她一个外地女人,无亲无故,没了男人,这家店肯定撑不下去,早晚得关门回老家。
葬礼办完的第二天,她照常早上七点拉开了卷闸门,店里那把老式推子的嗡嗡声,跟往常没什么两样。
她见过街东头老裴家儿子娶媳妇的喧闹,也见过街西头老阎家孙子从满地乱爬到背着书包上学。
客人们坐在理发椅上,聊着各家的家长里短,聊着单位的牢骚抱怨,她就拿着剪刀在一旁静静地听着,偶尔附和一两句。
丈夫高振海走了快十年,程玉芬的生活就跟门口那条被行人磨得溜光的石板路一样,单调,乏味,一眼就能望到头。
晚上八点,送走最后一个客人,关门,算账,然后回到店铺后面那个十平米的小隔间里,吃饭,睡觉。
她觉得自己就像店里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,饿不死,但也长不好,就那么吊着一口气。
店里的生意能维持她的温饱,让她在这座城市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,但也仅此而已。
柜台上那台老式收音机,以前听着里面的评书相声还挺有味道,现在只觉得吵得人头疼。
窗外街上孩子们的追跑打闹声,以前觉得是鲜活的烟火气,现在只觉得是聒噪的噪音。
她有时候甚至会渴望发生点什么事,哪怕是跟人轰轰烈烈地吵一架,也比现在这样死气沉沉的强。
当时是宿舍的同学推荐的,说这条老街上有家理发店,老板娘手艺好,关键是便宜,剪个头才十五块。
她越想越觉得这事儿荒唐,决定等第二天方子言来了,必须把那个包原封不动地还给他,再把话说明白,让他以后别再来捣乱了。
老警察没有绕圈子,直接开门见山:“我们是市局刑侦队的,向你了解一个情况。”
年轻的警察拿出一个本子和笔,开始做记录,同时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她和这个狭小的房间。
老警察没再追问,只是留下一句“如果想起什么,或者他再来联系你,请立刻跟我们联系”,然后就带着年轻警察离开了。
她第一次感到,这家她待了十年的小店,这个她以为是自己避风港的地方,好像突然变得陌生而危险。
“八成是跟那个男学生搞到一块儿去了,你看那学生年纪轻轻的,别不是被她给骗了吧?”
程玉芬把店门外的“营业中”牌子翻了过去,然后“哗啦”一声拉下了半扇卷闸门,把那些议论声隔绝在外。
程玉芬越想越害怕,她感觉自己像是站在一个悬崖边上,往前一步是深渊,后退一步也无路可走。
程玉芬的手有些发抖,她深吸了一口气,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,猛地一下拉开了拉链。
映入眼帘的,是一沓又一沓用皮筋捆得整整齐齐的厚笔记本,还有几张折叠起来的手绘地图。
她拿起一张地图展开,发现上面画的正是她们这片老城区的街道布局,画得非常详细,连哪家门口有棵歪脖子树都标了出来。
地图上,用红色的水笔重重地圈出了好几个地方,其中一个,赫然就是她的“红玫瑰理发店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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